我在 2019 年的時候加入臺灣當代藝術關鍵字團隊工作，一開始因為自己是電子音樂、獨立音樂和地下文化的愛好者，於是延著立方計劃空間在 2015 年做的一系列「造音翻土」臺灣聲響文化研究，找到這些文化活動和當代藝術對話的可能。當時挑選出的關鍵字有「噪音運動」、「甜蜜蜜咖啡店」、「後工業藝術節」、「在地實驗」、「聲音藝術」、「失聲祭」等等，其中有臺灣特定的組織、團體、事件；也有像「聲音藝術」這種普遍性的形式、美學詞彙。而由於臺灣當代藝術關鍵字計畫最基本的工作架構是標示出臺灣的文化脈絡，並回到臺灣當代藝術資料庫從過去到現在一直在建立的臺灣藝術家檔案，所以我在書寫這類形式詞彙的時候並不會提到太多一般對於該形式的定義，而是呈現這樣的詞彙在臺灣是在什麼條件下產生、有什麼歧義，或者和它相關的代表人物、事件有哪些。

值得一提的是，當我在搜索臺灣聲響文化的文獻的時候，不斷地讀到「解嚴」、「學運」、「黨外運動」、「民主化」等詞彙，發現這幾個關鍵的環節緊扣著從 1990 年代以來的聲響文化發展。現在的我聽電子音樂是為了派對、為了放鬆，然而在某個年代的「派對」卻具有高度的政治性，譬如「噪音運動」、「甜蜜蜜咖啡店」幾位成員就是在 1990 年的野百合學運後所形成的學生團體中結識。此外，我讀到陳界仁、王俊傑提到 1986 年「息壤」的訪談，他們在當中也提到「息壤」成員和社會運動的密切關係。在此可以看到，不僅發生在聲響文化，也發生在視覺藝術，1980 年代末以後的藝術環境和整個社會的政治環境疊合，一方面是很直接地，在民主化以後前衛藝術的多元性、批判性才有開放的發展空間；另一方面是在過去壓抑的社會環境中，藝術家有非常明確的反抗對象，就是政治權力的中心。

關於藝術與政治的關係，我想到 2018 年紀錄片導演傅榆在金馬獎頒獎典禮上一席得獎感言激怒多位中國來賓，也在事後引發網路上諸多「藝術歸藝術；政治歸政治」的討論。現在的藝術創作即便不像解嚴前那樣受到限制，但臺灣盤根錯節的國際關係，以及島內對國家各種不同的想像，依然使得藝術不可能只歸藝術。於是我後來認為，臺灣當代藝術關鍵字應該也需要補上臺灣的政治背景對於當代藝術的影響，幫助自己能夠有一種社會基礎去理解關鍵字的文獻，同時藉此描繪臺灣特殊的當代藝術樣貌——從解嚴之後逐漸建立的「臺灣藝術主體性」身分認同，到後來以「南島藝術」作為主體性的一部分，並以此連結南太平洋國際網絡，再到「太陽花學運」和「大腸花論壇」是不是藝術行動的爭議。這個過程是一連串藝術和政治之間微妙的化學變化，像是我們不再很嚴肅地界定什麼是藝術，而是接受什麼都可能是藝術。作為一個創作者，也是在大學時期參與過太陽花學運的一代，這一代人（至少對我自己而言）不再有身份認同的困擾，也不需要為了更自由的創作環境而戰鬥。在這樣相對來說缺少一點明確反抗對象的環境下，關鍵字的建置與研究工作或許能夠提供藝術與政治的關係一種辯證的參照：我們還能怎樣更政治正確；或者更政治不正確？比起「藝術歸藝術」，現在可愛的「傑尼龜傑尼」也許更有一種翻轉社會的力量吧。